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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失的胜利(红光)电影院,那些抹不去的记忆

  2019-08-14 15:03:27 如果听说

  

  六、七十年代,胜利电影院更名为红光电影院。小时候不懂所居旁边的这个电影院为何名字这么土气,与吃的苹果和一些小学、街道什么的名称同名。当十几年后重新改换成”胜利”,我方才明白那是因为政治的缘故。习惯上,我还是愿意用我熟知的名称。

  

  红光电影院位于小鲍岛泰山路与锦州路交界处,这一带大都为日本式建筑,有独门独院的小楼房,也有里院状的两层民居,但门头总设计一些雕饰,诸如船头、拱桥、中国牌坊等式样。据青岛史专家介绍,红光电影院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其功能就是单一的电影院。我家离影院近,没事就愿意进去看电影。电影院售票处的小窗口呈碗状,只容伸进一只手大小。那时我觉得电影院里好玩,里面也有股别样的味道吸引我,但我说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气味。影院过道、二楼包厢及后台等处,是我常常探头探脑跑来钻去处。现在想来,大人们对此一定很反感,尤其是那些正在热恋的人。

  电影院分上下两层,约有八九百个座位,楼下一层不到三十排,每排约二十五座,二楼仅十排左右。但对我而言,它却大得不得了。印象中它还作过一些誓师、表彰、公判、批斗大会什么的场所。

  

  电影票五分钱一张,五分钱在当时可买一个的“杠子头”(硬面火烧),既好吃又充饥。不过,当年的电影乏味又单调,大致以新闻记录片为主。即便是上演故事片,前面也总垫衬几部农村粮食丰收、工厂技术革新之类的“新闻记录片”。片子多为黑白,极不清晰,老有闪闪烁烁的划痕状,象被雨水淋过;音响效果忽高忽低,极糟糕。观看当中,幕布上还时不时出现“串片未到请等候”字样。一部电影要有几个影院接力式周转播放,一场电影下来总隔断个三四次。这对当下人是难以容忍的事情,但那时的观众好象没脾气,也有耐心,会跟电影断开的节奏,有秩序地响起一片咀嚼零食的声音。大家表情平静,甚至悠闲。也许,现今人们所缺乏的就是这种感觉。

  

  

  电影院一个串送片子的人留给我印象很深,二十岁左右的年龄,三角眼,头不大,或者说头长得偏小,但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股骄傲。他骑摩托车十足个性化,尽管是辆破“幸福”,上车动作是双腿往上跳,臀部会重重砸在车座上。然后,目不斜视,高仰着头,一起动,身子和车须摇摆几下,接着便风电般疾驰而去。车后会撒下一股青烟,那股飘出来的汽油烟味很好闻。当时,我对他的职业很是钦羡。我理解的”潇洒”似乎就如他状。

  

  当时,电影院播放的片子以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居多。朝鲜电影非笑即哭的特点极为鲜明,《摘苹果的时候》“六百工分”这个喜剧胖女人形象令人记忆犹深,但有搹人腋窝使人发笑之嫌;而《卖花姑娘》总让我觉得就是往人眼里喷洒辣椒水。环视座位四周,有众多同学哭泣,甚是不解,但只限于“敢想不敢言”。阿尔巴尼亚反抗法西斯题材的电影稍感过瘾一些,那首“赶快上山吧游击队”的歌曲,澎湃起激情很高,常恨生不逢时逢地,不然也加入游击队的行列中去。

  

  七十年代中后期,罗马尼亚、印度、南斯拉夫、日本电影陆续登陆中国,热爆了电影院,红光电影院门口一时宛如集市。那时,一票难求,我经常会站在影院周边路上等退票。不知为什么,看电影总给我一种虚幻感。一场电影下来,步出影院,阳光炫目,两腿也象是悬在了空中,自己俨然成了影片中的英雄好汉。生活如同一个“Q”,圆周之外突然游离出去一段,这游离的一小段很象看电影,不真实,但却快乐。也许这就是电影的魅力,准确说更是纯真和年代的一种流露。

  

  

  红光电影院埋藏着我一件经历,那是我与已逝三哥的一件抹不去的记忆,就象刻在树上的一块痕迹,树长痕迹也长。

  三哥长我四岁,我们同在一个小学读书。当时家里弟兄多,只靠父亲一人工资,生活极清苦。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,电影的名字已记不清了,反正记得我们是排队唱歌进入红光电影院的。学校包场看电影,影院里面嘈杂的声音如无数只蜜蜂粘贴在耳边。三哥长得瘦,脸黄,眼睛大。他在黑糊糊又乱哄哄的影院里,好象很费劲地找到我,用手势把我从座位上招呼出来。我挪出来站到他的跟前。三哥长得比我高出一头。他很兴奋的样子从左手里拿出一只冰糕,三分钱一支的,糖精、水合成的那种。三哥象是告诉我冰糕是他特意给我买的,他当着我的面先咬了一口,也就咬了一小块,很甜的一副样子,然后递给我让我吃,看我吃开,就转身跑回自己班级座位里去了。我知道他是帮人拉上坡了一趟地排车挣了三分钱。他没舍得独吃,给了小他的弟弟。

  这场电影看后不久,三哥突然遭遇车祸离我而去了。那是个冬天。我伤心了很久,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,每每想起,依然泪眼模糊。红光电影院会勾起我对三哥的思念;同样,三哥也会使我定格在红光电影院吃冰糕的那一刻。

  

  红光电影院已被列为旧城改造的范围,这一片也会很快在我们的视线里消失。但我执拗地认为,这里虽将化为一种崭新,而我的记忆中,红光电影院却永远难于消失,无论岁月怎样消蚀或如何变迁。

  本文作者为已故岛城作家、媒体人万义民老师,发表于2007年2月。文中图片由本公众号编辑添加。

  胜利电影院位于锦州路58号,1940年建,原名东洋剧场,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为胜利电影院,1966年改名为红光电影院,1980年又改为胜利电影院。有座席819个(楼上180个、楼下639个),放映设备齐全,有放映机两台,能放映包括立体电影在内的各种规格影片,2003年停止放映。

  

  六、七十年代,胜利电影院更名为红光电影院。小时候不懂所居旁边的这个电影院为何名字这么土气,与吃的苹果和一些小学、街道什么的名称同名。当十几年后重新改换成”胜利”,我方才明白那是因为政治的缘故。习惯上,我还是愿意用我熟知的名称。

  

  红光电影院位于小鲍岛泰山路与锦州路交界处,这一带大都为日本式建筑,有独门独院的小楼房,也有里院状的两层民居,但门头总设计一些雕饰,诸如船头、拱桥、中国牌坊等式样。据青岛史专家介绍,红光电影院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其功能就是单一的电影院。我家离影院近,没事就愿意进去看电影。电影院售票处的小窗口呈碗状,只容伸进一只手大小。那时我觉得电影院里好玩,里面也有股别样的味道吸引我,但我说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气味。影院过道、二楼包厢及后台等处,是我常常探头探脑跑来钻去处。现在想来,大人们对此一定很反感,尤其是那些正在热恋的人。

  电影院分上下两层,约有八九百个座位,楼下一层不到三十排,每排约二十五座,二楼仅十排左右。但对我而言,它却大得不得了。印象中它还作过一些誓师、表彰、公判、批斗大会什么的场所。

  

  电影票五分钱一张,五分钱在当时可买一个的“杠子头”(硬面火烧),既好吃又充饥。不过,当年的电影乏味又单调,大致以新闻记录片为主。即便是上演故事片,前面也总垫衬几部农村粮食丰收、工厂技术革新之类的“新闻记录片”。片子多为黑白,极不清晰,老有闪闪烁烁的划痕状,象被雨水淋过;音响效果忽高忽低,极糟糕。观看当中,幕布上还时不时出现“串片未到请等候”字样。一部电影要有几个影院接力式周转播放,一场电影下来总隔断个三四次。这对当下人是难以容忍的事情,但那时的观众好象没脾气,也有耐心,会跟电影断开的节奏,有秩序地响起一片咀嚼零食的声音。大家表情平静,甚至悠闲。也许,现今人们所缺乏的就是这种感觉。

  

  

  电影院一个串送片子的人留给我印象很深,二十岁左右的年龄,三角眼,头不大,或者说头长得偏小,但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股骄傲。他骑摩托车十足个性化,尽管是辆破“幸福”,上车动作是双腿往上跳,臀部会重重砸在车座上。然后,目不斜视,高仰着头,一起动,身子和车须摇摆几下,接着便风电般疾驰而去。车后会撒下一股青烟,那股飘出来的汽油烟味很好闻。当时,我对他的职业很是钦羡。我理解的”潇洒”似乎就如他状。

  

  当时,电影院播放的片子以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居多。朝鲜电影非笑即哭的特点极为鲜明,《摘苹果的时候》“六百工分”这个喜剧胖女人形象令人记忆犹深,但有搹人腋窝使人发笑之嫌;而《卖花姑娘》总让我觉得就是往人眼里喷洒辣椒水。环视座位四周,有众多同学哭泣,甚是不解,但只限于“敢想不敢言”。阿尔巴尼亚反抗法西斯题材的电影稍感过瘾一些,那首“赶快上山吧游击队”的歌曲,澎湃起激情很高,常恨生不逢时逢地,不然也加入游击队的行列中去。

  

  七十年代中后期,罗马尼亚、印度、南斯拉夫、日本电影陆续登陆中国,热爆了电影院,红光电影院门口一时宛如集市。那时,一票难求,我经常会站在影院周边路上等退票。不知为什么,看电影总给我一种虚幻感。一场电影下来,步出影院,阳光炫目,两腿也象是悬在了空中,自己俨然成了影片中的英雄好汉。生活如同一个“Q”,圆周之外突然游离出去一段,这游离的一小段很象看电影,不真实,但却快乐。也许这就是电影的魅力,准确说更是纯真和年代的一种流露。

  

  

  红光电影院埋藏着我一件经历,那是我与已逝三哥的一件抹不去的记忆,就象刻在树上的一块痕迹,树长痕迹也长。

  三哥长我四岁,我们同在一个小学读书。当时家里弟兄多,只靠父亲一人工资,生活极清苦。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,电影的名字已记不清了,反正记得我们是排队唱歌进入红光电影院的。学校包场看电影,影院里面嘈杂的声音如无数只蜜蜂粘贴在耳边。三哥长得瘦,脸黄,眼睛大。他在黑糊糊又乱哄哄的影院里,好象很费劲地找到我,用手势把我从座位上招呼出来。我挪出来站到他的跟前。三哥长得比我高出一头。他很兴奋的样子从左手里拿出一只冰糕,三分钱一支的,糖精、水合成的那种。三哥象是告诉我冰糕是他特意给我买的,他当着我的面先咬了一口,也就咬了一小块,很甜的一副样子,然后递给我让我吃,看我吃开,就转身跑回自己班级座位里去了。我知道他是帮人拉上坡了一趟地排车挣了三分钱。他没舍得独吃,给了小他的弟弟。

  这场电影看后不久,三哥突然遭遇车祸离我而去了。那是个冬天。我伤心了很久,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,每每想起,依然泪眼模糊。红光电影院会勾起我对三哥的思念;同样,三哥也会使我定格在红光电影院吃冰糕的那一刻。

  

  红光电影院已被列为旧城改造的范围,这一片也会很快在我们的视线里消失。但我执拗地认为,这里虽将化为一种崭新,而我的记忆中,红光电影院却永远难于消失,无论岁月怎样消蚀或如何变迁。

  本文作者为已故岛城作家、媒体人万义民老师,发表于2007年2月。文中图片由本公众号编辑添加。

  胜利电影院位于锦州路58号,1940年建,原名东洋剧场,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为胜利电影院,1966年改名为红光电影院,1980年又改为胜利电影院。有座席819个(楼上180个、楼下639个),放映设备齐全,有放映机两台,能放映包括立体电影在内的各种规格影片,2003年停止放映。